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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期-Kindleberger:修昔底德陷阱还是金德尔伯格陷阱?

日期:2020-10-29

来源:金德尔伯格 实验主义治理 近几年来,关于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的讨论越来越多.“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建院院长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提出的,他的“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也已经被翻译为中文.习近平主席曾明确提出中美应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即相对衰弱大国因担心新兴大国崛起而引发的战争.有趣的是,Graham Allison教授的同事奈(Joseph Nye)2017年初又发明了“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概念(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rump-china-kindleberger-trap-by-joseph-s--nye-2017-01?barrier=accessreg).与“修昔底德陷阱”担心新兴大国崛起过快不同,“金德尔伯格陷阱”担心新兴大国未能及时发挥国际领导作用,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就像美国1930年年代未及时取代英国提供金本位解体后的国际领导作用.本期公号发表金德尔伯格写于1985年的经典文章.他试图论证这样一个观点,即在国际公共物品的提供中,一个领导者或称霸权(hegemon)的存在是必要的.需要指出的是,在金本位时代,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确实需要一个领导国家做出必要的付出.而在当前的信用货币和浮动汇率时代,情况则完全不同了.目前主要世界货币发行国家更多的是攫取者和麻烦制造者.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世界仍有许多公共物品需要世界领导国家做出必要的牺牲才能提供,比如在气候变化领域.但特朗普政府悍然退出国际社会长达几十年的努力方才达成的“巴黎协定”,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国际霸权或称领导者与国际制度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也是作者在本文中提出并试图回答的(虽然回答未必正确);第二个问题是,一个合格的世界领导国家需要什么样的国内政治体制?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在“一带一路”论坛发表的主旨演讲中说:“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这表明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愿意提供 “国际公共物品”,也可以看做是中国对“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回应.原文为作者金德尔伯格在美国经济学协会第98次会议上所做的主席发言,译文为译者编译的原文第五部分,是关于国际公共物品的探讨. 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国际公共物品.最主要的国际公共物品是和平.在战后如何恢复和维护和平方面,经济学家并不太胜任.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拒绝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直接源于资本主义本身的观点,并且(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作为普通公民和业余的历史学学生愿意同意和平可能是由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世界权力提供的(罗马和平-Pax Romana或者不列颠和平Pax Britannica),尽管可能并不全是这样.有些大胆的经济学家如Walt Rostow发展出了关于战争的经济学理论.有些观点将战争归因于人口压力,归因于寻求权力的野心家统治者,或者归因于误判.但是如何避免或者遏制此类事情的发生则主要是政治科学要回答的问题. 在经济领域,有各种各样的国际公共物品: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包括航海自由、良好界定的产权、以及各种度量衡标准包括国际货币或者固定汇率、等等.在对1929年大衰退和其他金融经济危机的研究中,尤其吸引我的是贸易体系、国际货币、资本流动、平稳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稳定、以及需要时的危机管理.关于最后一项(危机管理),我指的是在过剩时期仍保持市场开放,在严重短缺时期仍有供给来源,以及严重金融危机时期的最后贷款人.在国内,公共物品由政府提供,除非由于奥尔森所说的竞争性再分配联盟之间的政治僵局导致的政府议程受阻.公共物品的自愿性提供被搭便车者的存在所困扰.在国际领域,由于没有国际政府的存在,公共物品如何提供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Ralph Bryant是少有的讨论国际合作中的公共物品因素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词汇不同于政治学家:政治学家说的“体制”—regime在他那里是“超国家交通规则”(supranational traffic regulations).他同时期望超国家机构如国家货币基金组织能在货币及财政政策合作中发挥领导作用.而基于对两战期间类似机构如国际联盟的研究,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可疑的. 这个领域的政治科学产生了两个学派:一是现实主义学派,坚持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理论,二是道德主义学派,罗伯特.基欧汉更喜欢称之为制度主义学派.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国际公共物品是由人称“霸权—hegemon”的处于领导地位的权力提供的.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权力愿意承担一些本不应属于自己的短期成本,是因为它认为自己可以获得长期收益,或者可以得到诸如声望、荣誉、不朽的名声等“资产”,或者两者兼得.制度主义学派承认霸权领导者在世界经济中不时出现,然后通常发动起一套国际合作的习惯,称为“体制—regimes”,它由一套“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组成,由于它们的存在,在特定问题上,国际领域的参与者可以形成一致的预期”.(Stephen Krasner).在不列颠霸权下,自由贸易和金本位的“体制”多多少少是无意识地发展起来的.而在之后的美利坚霸权下,制度创建的过程是更有目的性的,如布林顿森林协议、贸易和关税方面的协议、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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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科学家们认识到,相比起体制的创建,体制的维持更受人欢迎,因为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当霸权时代临近终结,领导国家的经济重要性逐渐衰退,需要新的体制以应对新问题,但这个时候新的体制很难建立起来.Cooper曾写过世界卫生组织创立和正常运行所需的八年时光,尽管所有国家都可以从控制疾病传播中得到好处.维持体制也需要做很多工作,在缺少金钱和关注度注入的情况下,它们从长期看都会逐渐衰退. 我曾原创性地指出了1929年的大衰退之所以没有被遏制住,是因为没有一个起领导地位的国家有能力并有意愿担负起危机管理的责任,并阻止1930年开始的“以邻为壑”的政策.尤其是,没有一个国家刻意担负起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以阻止1931年5月Creditanstalt银行的破产向德国、英国、日本和美国的扩展,并最终危及整个金本位国家集团.英国,这个19世纪的主要经济权力体,没有能力阻止这个传染;而美国,虽然如果在法国的支持下也许有这个能力,却没有意愿这么做.曾有位经济史学家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认为两战之间时期所出现的问题更复杂深刻,也需要比维持开放市场和提供最后贷款人更基础性的药方,比如类似于战后马歇尔计划之后的英雄式的公共物品.这也许是对的.尽管我没有看到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在1920年代的早期阶段,领导集团本可能解决这个战争—债务—赔偿—商业—债务死结,这个死结在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后是重要的破坏稳定的因素.我论定一个国际最后贷款人的存在使得1825、1836、1847、1866、以及1907年的金融危机相对短暂,就像夏天的风暴一样;而最后贷款人在1873、1890、以及1929年的缺失产生了深刻的衰退.当然,这个结论也有辩驳的空间. 所有这些,关键问题在于,大约1971年之后,美国,像1890年后的英国一样,其经济力量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从整体上来说相对收缩;更重要的是,失去了提供国际经济公共物品的意愿:过剩时的市场开放、短缺时的供给、向发展中国家的稳定的资本流动、国际货币、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以及最后贷款人.美国关注的重点从世界转向国内,这对经济学家和对政治家和普通公众同样适用.确实,最近有一个研究国际问题的潮流,研究联邦赤字、美元汇率、以及国际收支赤字之间的联系,但是,兴趣的关注点几乎全部集中这种联系对美国的利率、产业政策、增长、以及财富意味着什么.而其国际影响则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说:“美国看起来完全没有意识到其经济政策对盟国有什么影响.”事实确是如此. 政治科学家对国际体制的某些讨论接近于我的老师Wesley ClairMitchel曾称之为“含蓄的理论化”的东西.即并不具有普遍性的,基于某些事实的、临时性的理论解释.例如,Charles Lipson认为1970年代美国霸权的下滑导致了国际公共物品比如产权安全性的缺失,因此导致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普遍的国有化.他继续说,欠发达国家之所以没有在他们的辛迪加银行贷款上违约,就是因为银行借贷被“更好地制度化了”、“有一个更小的团体”、“得到了更好的法律补救的保护”.但两战之间时期,英国霸权的衰落并没有导致更多欠发达国家侵犯外国产权,他(Lipson)对此感到惊奇,但却没有看到1930年代对外国债券的普遍违约,尽管存在着国际金融组织.我认为,基欧汉夸大了在石油领域国际体制的重要性和有效性,这个体制形成于1973年第一次opec石油冲击之后.这次由于荷兰的赎罪日禁运而导致的危机在我看来是政府严重处理不当,危机管理的公共产品被交给私人跨国石油公司来提供.国际能源署的成立是典型的亡羊补牢行动. 在专注国家利益和提供国际公共物品之间,有一个中间立场,即对两者都漠不关心.1930年代,英国迫使阿根廷签订了双边支付协定,以从自己的买方垄断地位中获利.而美国也曾有过对巴西的类似的机会,但却对其视而不见. 从历史上看,非常清楚,经济霸权会走向衰落,对英国而言是从1913年之后,就美国而言是1971年之后(Felix Rohatyn说美国世纪仅维持了短短20年).1973年的尼克松冲击叫停了对日大豆出口,这对盟国产生了严重损害而自身获益很小,这是一种坏撒玛利亚人式的行为.同年的进口附加税对于美国摆脱其他国家都自由调整汇率而美国不能调整的状态也许是必需的,但是本来就存在这种可能性,即一开始就采用后来才采用的,最终达成史密森协定的合作努力.1971年的汇率变动也是由于伯恩斯时代的美联储采用宽松货币政策,而同时德意志联邦银行收紧了其货币市场,两个机构互不协调的政策最终使世界被美元淹没. 现在的美国政府宣称致力于开放的贸易,在抵制保护主义诱惑方面也做的相当好.然而,当前里根对服务和农业贸易自由化的积极推动是为了追求国内而不是国际公共物品.资本流动的体制——世界银行、地区性的开发银行、以及由IMF协调的最后贷款人——看起来正在发挥作用.1982年,当IMF发现自己不能够迅速行动的时候,这个体制提供了搭桥贷款,并临时从墨西哥购买了原油作为美国的储备.但是,也有意见不合的迹象,这可能导致麻烦.1985年6月为阿根廷提供的搭桥贷款被德国和瑞士拒绝了,因为阿根廷并不足够的节俭,而且它的问题对于世界金融体系也构不成威胁.而且,日本的贡献被认为太小,虽然并没有相关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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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担心的是汇率政策和宏观经济协调.里根治下的美国财政部采取忽略政策,虽然被推想为有益的,但却是意识形态化的.虽说要在年度七国峰会上商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却变成了一场皮影戏,一场精心安排的盛大演出,一系列的拍照机会,其仪式性已经代替了实质性.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严肃的讨论在OECD的更低的工作层级上进行,却比现在更好,因为美国和其他国家更认真对待. 在涉及到“体制”时,我是一名现实主义者.对我来说,由一个霸权权力(其实我更愿意认为它是领导权或者责任)推动的力量,如果没有有力量的承诺的支持,一定会迅速走下坡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关于IMF和世界银行之所以会达成一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财政部:形式上是国际的,而实质上是由一个国家独断.Frank Southard告诉我,在IMF的早期岁月里,如果美国没有相关计划,IMF会一事无成.今天,这个道理对于欧洲经济共同体来说同样成立.除非德国和法国达成一致(这并不经常发生),什么事也办不成.1933年的世界经济会议的实践表明,来自个人的或者小国家的提案,有些在技术上很有吸引力,但并不被欢迎.世界需要有实际资源支撑的,并愿意为了国际利益做出一些牺牲的积极的领导权. 领导权的角色并没有被欢迎.当美国指责世界其他国家是“免费的搭便车者”的时候,Andrew Shonfield反驳说美国是“不讲理的搭便车者”,“硬挤上车并对欺凌欧洲”,“当它(美国)不能为所欲为时便掀桌子”.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使美国面对榨取铸币税的指控.但事实上,美元不是一个垄断货币,外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可以获得市场利率收益,这些都可以反驳上述批评. 忽略起到的效果可以和破坏类似.当1985年2月底欧洲各国的央行联合起来压制美元的时候,很明显,美国并没有大规模参与,这鼓励投机者不要对冲其多头仓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位前交易员表达了他的担心,即中央银行合作的习惯,以及过去30年间逐渐形成的美国官方与外汇市场运行间的密切关系正在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改变. 就政治术语而言,“体制”显然比“霸权”更有吸引力,甚至比“领导权”也更有吸引力,可能与“责任”不相上下.多中心主义、多元主义、合作、平等、伙伴、自立、自主都能引起共鸣.但是,这样的观点却很难被接受,即合作是在重复博弈中通过针锋相对的策略实现的,因为这样才能教会其他行动者如何合作.正如Tibor Scitovsky许多年前证明的,没有了贸易,这条合作的道路就会中断.研究公司组织的经济学理论家考察了层级制的安排,但是,对国际公共物品生产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层级的研究则有更广泛的意义. “管好自己的事”(各种漠不关心的常用术语)在宏观经济指标稳定的时候是一种不错的规则.对经济学家来说,它意味着对市场的依赖,只要实现帕勒托最优的条件能够满足.但是,合成谬误(即作为部分来说是对的对于整体来说未必是对的,译者注)总是一个威胁,我们不能总是依赖于绝对道德.市场在多数情况下可以起作用,那些时候是正和博弈,一个人获益并不意味着其他人会受损.然而,经验告诉我们,危机总是会发生.而当危机发生时,规则则由政府与公众的漠不关心转变为公共物品的生产(无论是由领导者生产还是一个备用的体制生产). 危机中的领导或者责任会遇到另一个问题:如何防止危机处理的运作无效.在危机中,人们需要强有力和有智慧的人,能够在压力下迅速做出决定.人们有时说,日本通过自下而上式的,通过共识做出决定的模式使得这个国家很难及时履行自己的世界领导责任.在Marcus Goodrich的Delilah一书中,值班军官和驱逐舰舰桥士兵之间的关系如果亲密无间的话,在台风来临时是很危险的,因为士兵已经习惯于与军官讨价还价.这里的悖论在于,危机中需要的特性在平常时期会萎缩,正如三里岛核电站控制室发生的那样. 在我要做出结论时,我要再次强调我的担心,即政治家、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可能会相信一个体系应该总是依赖规则(包括体制)来运行,而不是依赖人.规则是大势所趋,但在危机中,我们需要的是做出决定.这里我再次引用Robert Peel爵士1844年6月对当年银行特许状法令的建议的一封信: “我的信心没有动摇,即我们已经采取了立法机构能够审慎采取的一切预防措施,以防止经济危机的再次发生.但尽管如此,危机仍可能发生.如果有必要担负起重大的责任,我敢说,可以担负起这种责任的人能够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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